這時，一位穿棕色恤衣藍色長褲的女生摸索著走到我的前面，並把右手伸向我，我猜到她的意思，但在猶豫著要不要和她握手。殘障兒童中心顧問拿汀葉秀芳趕緊走過來在我耳邊說：“她原名叫Ng Kit Yan，天生失明且弱智。她的母親在4年前逝世了。她渴望被人關愛，被人擁抱。”

我想了一下，應該很難讓眼前這孩子搞懂“防疫”和“安全距離”。 若不和她親近，她必然會非常難過。所以我不但握住她的手，也擁抱了她。

“Aqina，抱妳的人是蕭總。”秀芳師姐轉過頭來對我說：“曾經送她去盲人學校學習，由於弱智，學習不來。但她會記得抱過她的人的名字。”

“叫我蕭阿姨吧 ! ”

“哦，蕭阿姨， 蕭阿姨。”她緊拉著我的手不放，而且唱起了《魯冰花》：

天上的星星不說話　地上的娃娃想媽媽
天上的眼睛眨呀眨　媽媽的心呀魯冰花
家鄉的茶園開滿花　媽媽的心肝在天涯
夜夜想起媽媽的話　閃閃的淚光魯冰花
啊～　啊～　夜夜想起媽媽的話　閃閃的淚光魯冰花
…………

Aqina應是非常思念媽媽，磁性的嗓音帶著哀傷，弱智的她硬生生地記著了歌詞，我的心弦被撼動了……我想我這一輩子永遠都忘不了這一幕：一個失明的女孩哀傷地唱著思念媽媽的歌。

Aqina身世堪憐。幼時過著流浪街頭， 有一頓沒一頓的的生活。6歲時，媽媽把她和患腦性癱瘓的姐姐送進殘障中心，才擺脫了巔簸流離的苦日子。

姐妹倆在殘障中心生活了21年，即使母親逝世時，父親也從未出現，似乎在人間蒸發……悲淒的命運沒有令Aqina的心靈變得陰暗，她懂得憐惜弱小。她常常為一個瘦弱的小女孩洗澡。

秀芳師姐說：“中心裡的人都叫她Aqina，但當別人問她名字時，，她總會答Ng Kit Yan! 她知道那是她的 identity！沒人知道Ng Kit Yan的中文名， 你跟她有緣，可否給她取個中文名？”

我想了想：“就叫黃潔嫣如何？我覺得她心地純潔，並願她笑容常在，嫣然一笑。”

感謝秀芳師姐的牽線，讓我有機會與黃潔嫣及中心的其他孩子結緣。

美嘉園殘障中心創辦於1997年。2006年，創辦人瑪尼古瑪因車禍逝世，由其妻子古瑪夫人接管。2007年，美嘉花園區居民協會以中心的孩子吵鬧聲、垃圾處理不當、干擾到鄰居為由，要中心遷移。此事鬧得沸沸揚揚，經各媒體報導之後，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加上李心潔、易桀齊、梁靜茹等本地著名藝人為它舉辦義演，捐款源源不絕，終籌募到一千多萬令吉，造就了現在擁有良好設備的4層新樓，並僱用了 20 名員工照顧112名殘障者。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曾聽聞了各種有關中心的傳言，對之印象不佳，所以從未想過要支援這家福利中心， 直至遇見秀芳師姐。

我把秀芳師姐稱作“現代女俠”，她嚇得直搖頭擺手：“我的天哪，太嚇人了，不可以，不可以，其實我甚麼也沒做。”

秀芳師姐從 2007年開始關心這家福利中心，並於2017年出任中心的顧問。

她說：“我的朋友謝湘源是這中心的三個信託人之一，也是最盡心盡力的一個 。能買下這塊地，建立這座大樓，謝先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謝先生做得非常辛苦，一直拉我進來幫助他……我後來決心當顧問，是想幫助謝先生整頓中心的行政管理。我的目標是照顧好那群個孩子，大孩子小孩子。那群孩子的歡笑，讓我欣慰。”

某天她發現有名職員行為不當，這裡說的不當，自不是小事，只是為避免不必要的事端，在此不詳述。有人主張息事寧人，但嫉惡如仇的她卻不願妥協，與謝先生聯手讓那職員離職。 當下她完全沒考慮到可能會被那人報復，以及自身的安全。

去年，她聽說一家與她完全不相干的孤兒院發生管理人虐待孩子的事情，她立即四處查詢那孤兒院的幕後信託人是誰，同時搜集管理人虐待孩子的證據。當證據確鑿時，她這個局外人要求信託人一起到孤兒院去與管理人攤牌，迫使他離開……

“我不能忍受孩子受到不好的對待！我知道孩子被虐待，好幾天睡不好覺。”

因此，我不認同她所說的“我甚麼也沒做……”；相反的，我很感佩她的俠義精神。

曾當過教師的她，外表溫柔，聲調柔和，但語氣慷慨。“別人亂，我不可以亂。以那群孩子的福利至上！我常想，我不可能改變所有的事，卻必須盡力而為！我只是個普通渺小的人物，我只想看見孩子們開心。”

某日開車從八打靈SS2區轉進LDP 高速公路時，美嘉園殘障中心大樓就出現在眼簾。同車的義工冒出了一句：“你看這殘障中心這麼富有！而且聽說有問題，不必捐錢給他們。”

這番話讓我陷入沉思。相信許多人和這位義工一樣對殘障中心仍持負面的舊印象，謝先生和秀芳師姐可能會因而感到氣餒。於是我下了個決定，要拉祝福文化的幾位義工去給殘障孩子送午餐和其它物資， 為謝先生和秀芳師姐加油打氣，期望他們匡正風氣。

聽說友人符秋菊曾經三次到中心煮熱食給小朋友吃，所以我首先就想起她，她二話不說，立即又約了吉祥義工團發起人潘來吉先生。他倆都是佛光山的弟子。來吉師兄聽說要給殘障孩子送食物，非常欣喜地說：“星雲大師說，人人行三好，世界更美好。感謝祝福文化基金會的推薦，讓吉祥團隊能修福培福造福。”

大家都抱著要給孩子們“吃得開心”的心態，於是準備的食物越來越多，包括炒米粉、炒飯、咖哩雞肉、參巴蝦、奶油魚片、炒南瓜、咖哩包子、菜包子、滷蛋和木瓜。結果送去的熱食不只讓孩子們美美地飽食一頓，還足夠供給他們下午茶點和晚餐。

一直想在行管令期間為弱勢群體盡一份心力的祝福使者李惠杉、廖玫鳳和賴福瓊歡喜地送去了香蕉和文冬薑，並給無法進食固體食物的孩子送去奶粉。

我也送去浴巾、鉛筆盒和巧克力餅，代表祝福使者給孩子們捎去誠摯的祝福。

謝先生引領我去參觀各種設備。他說：“有人看到我們的廳堂寬敞、設備完善，就會問：‘嘩！你們還有提供水療法的泳池、物理治療室，你們應該是很有錢吧？為何還要籌款呢？’可是， 我們收容這些孩子， 不就是要讓他們得到最好的照顧，讓他們健康快樂地生活嗎？”

走進飯廳時，看到十幾名四、五十歲的殘障人士在排隊領取吉祥義工團準備的便當。謝先生說：“這些大孩子被送進中心時不過是十多歲的孩子，他們在中心二十年了，年紀漸長， 但他們的心智沒有成長，在我心目中仍是大孩子。”

吃飯時間到了，其他能行走的孩子也紛紛走進飯廳。我發覺，之前穿著華美在門口唱歌歡迎我們的那些孩子竟然已換了T-恤和短褲。覺察出我的驚訝，秀芳師姐解釋：“我知道有些福利中心在有訪客的時候，會刻意叫孩子穿上破舊的衣服，叫嚴重殘障的孩子出來給訪客拍照，以博取同情；但我主張讓孩子穿上最美麗的衣服出來迎接訪客。 我們要讓孩子活得有尊嚴， 建立自信。”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命運坎坷的殘障孩子有幸遇到這樣的大愛媽媽。 我也願意在背後支持這樣的社工去關愛弱勢群體。

這兩家福利中心儘管面對困難，但他們不像一些福利機構在網上張貼突顯智障或體障老人、小孩的照片，利用他們的可憐相博取大眾的同情心， 也沒有讓某些眾籌平台以抽取高率傭金的方式去替他們籌款……

祝福文化義務執行長蕭依釗讚賞這兩家福利中心管理人的腳踏實地的作風，約了吉祥義工團團長潘來吉和義工符秋菊去送暖。

除了手上存有的浴巾和5 senses 董事黃碧玲捐的5箱巧克力餅， 蕭依釗還去採購了菜埔、榨菜、橄欖菜、大蔥、蒜頭、馬鈴薯。 因為她覺得，老人和小孩若沒胃口，可以用這些小菜配粥吃。

潘來吉煮了鹵肉和鹵蛋、炒蔬菜，還做了包子；符秋菊則準備了木瓜。

右起為溫馨之家林巧慧院長和兩位老人接領食物。
左起為義工符秋菊、Sky 和潘來吉。

奶奶萬分雀躍地分派巧克力餅。

*溫馨之家

溫馨老人之家的林巧慧院長一看到菜埔、榨菜、橄欖菜和大蔥，眼睛都亮了。“蕭總真懂得我們需要什麼。菜埔、榨菜、橄欖菜是老人愛吃的。大蔥很有營養，易消化，我常炒大蔥給老人吃……但行管令期間，很難買到大蔥。”

老人歸真返璞，有時像小孩般饞嘴。一位奶奶見到巧克力餅盒， 就雀躍萬分，迫不及待地立即打開鐵盒，然後分派給每個老人。林院長微笑著任由他們吃。

“有人勸我不要讓老人吃含糖量高的食物， 但我覺得，他們還能吃多少？所以他們愛吃什麼，我都縱容他們，只要不要過量，吃壞肚子。”

溫馨之家有20位老人，林巧慧寵愛每位老人，老人們也非常愛戴她。這家福利中心充滿溫馨氣氛， 是名符其實的溫馨之家。

*大慈講堂兒童之家

大慈講堂是怡保報恩寺前任方丈空禪法師所創辦。

它漸為雪隆一帶的華人所知 ，是由於有“愛心歌后”美譽的鄧雪萍多次為之義演籌款。

祝福文化義務執行長蕭依釗和義工們送食物去大慈講堂時，鄧雪萍也在，孩子們都喜歡親近她，叫她嫲嫲。

這裡有15名孩子，年齡3～15歲。孩子們都十分乖巧。那時剛好接近晚餐時間，孩子們按照慣例坐在佛前誦經。大悲咒、心經……孩子們倒背如流，誦了半小時， 完全不用大人指引， 也沒看經文。

行管令期間，兒童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電腦或手機給孩子們上網上課。為免孩子們無所事事，義工們就教孩子們誦讀佛經。

鄧雪萍盛讚四位青年義工為孩子們的無私付出。他們是Vivian劉慧敏、Annis胡儷雯、林廷彬和黃建通。“他們幾位幾乎天天都到兒童之家來照顧孩子，對孩子們很有耐心。阿彬能讓本性好動的孩子們安靜地坐下來誦經，這過程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當許多年輕人沉迷於滑手機、電腦遊戲或忙於打拼賺錢的時候；這幾位年輕人，卻活出了生命的精彩！

雖然沒有公開籌款，但好些善心人士都默默把錢匯進了祝福文化的戶頭。有鑑於此，蕭依釗再請縫紉工縫製100件工作服，以實際行動來表達對前線抗疫英雄的敬意與支持。

日前義工把工作服送到了首都安邦醫院。醫生歡喜接收，且還在鏡頭前展示了逗趣的模樣。

目前疫情已漸趨放緩，民眾雖然鬆了一口氣，但醫護人員其實依然辛勞。我們除了心存感恩，也應保持警惕，莫在抗疫之路上掉以輕心。

孩子們快樂地分享巧克力餅。快樂，有時真的可以很簡單。

故事得從義工曉君搬白米上車那天開始說起，當時，相識的清潔女工知道曉君又要送糧去孤兒院，於是趨前小心翼翼地詢問：「我的朋友沒有工作，沒錢買食物，妳可以幫他們嗎？」

幾經周折，曉君才終於取得清潔女工的朋友——瑪麗莎的電話號碼。她把號碼給了我，讓我看看祝福文化是否幫得上忙。我於是致電，試著了解情況。由於瑪麗莎是菲律賓籍，因此語言上的問題不大，只是邏輯思維上有時不免得花些力氣來溝通。

瑪麗莎在菲律賓離了婚，三年半前把10歲的女兒託付給妹妹照顧，隻身來馬謀生。「當時很徬徨、很無助，迷迷糊糊地就嫁了給他。」她口中的他，是他的現任丈夫，一名六旬馬來男子。婚後，他以心臟病為由，一直在家休息。「我叫他出去餐館幫人洗碗，他也不願，所以現在只有我在外工作。」

我請瑪麗莎統算一下有多少客工需要米糧，並告訴她我需要他們的身份證明，她顯得很猶豫。

瑪麗莎說，行管令期間發生了兩件事，致使客工們人心惶惶。一名緬甸籍、兩名菲律賓籍的客工，晚上走出宿舍透氣即被警察捉走，至今杳無音訊。

另一件事是曾有組織在附近派發糧食，她和其他客工前去排隊領取，不料當地居民報警，嚇得他們馬上逃跑。

我費了很久的唇舌，一再保證那只是祝福文化需要內部存檔，絕不會報警，她後來回我說15戶家庭。所謂家庭，就是一對夫婦。其中一家，丈夫腳傷殘後，妻子離開了他，如今孑然一身。

這15戶家庭的客工，來自不同國家，因都在附近的餐館打工，經常碰見，也就逐漸熟絡了起來。在餐館打零工，工資以日計算，從早忙到晚可賺50令吉左右。行管令實行後，餐館休業，客工們免不了手停口停。

她事後才與我說，附近客工其實絕不止15戶，但其他客工不願提供身份證件，也不敢前來與我見面，他們依然感到害怕。而那15戶提供身份證明的人家，有幾戶還是不敢前來，託瑪麗莎代領。

前去見他們之前，我剛好另外有事要見同泰祥老闆林培坤先生。我知道他公司代理的洗衣粉，如包裝袋上有破洞就不能出售，他向來把這些洗衣粉捐給福利中心。我於是跟他要了些洗衣粉， 熱心助人的他還捐了三箱美綠和兩箱即食麵，讓我分派給客工。

我準備了16份乾糧，以備不時之需，譬如臨時多來一個家庭或甚麼的。這種事時常發生，許多人似乎對數字不太敏感，這是我這幾年的經驗談。

前往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與一群完全陌生的人見面，我其實也會擔心自身安全，於是請了另一位義工陪同隨行。由於我的車子載不下太多食物，所以只載了半數的米糧過去，另一半我在當地的小超市購買。

這次瑪麗莎沒有算錯，但糧食還是不夠派發，因臨時又出現了五名客工。她們告訴我，她們其實一直在遠處觀察，發現我們只是單純地布施，大家都相安無事，才敢前來提出要求。我手上的米糧是肯定不夠的，於是只好又去小超市另外給她們添購一些 。

瑪麗莎說，這次新冠病毒爆發及行管令的實行，讓很多客工淘金夢破碎。許多人都覺得馬來西亞不再是理想的淘金樂園，進而起了「早點回鄉跟家人團聚」的念頭。

其實客工是個龐大的課題，我也一直強調政府必須嚴肅看待，但在人道主義面前，我無法以單純的二分法去看待這事。我只是認為，每一個生命，都是珍貴的。一如我文章開頭提及的義工曉君所說：「政治的事我不懂，我只想幫他們不要挨餓……」。

我沒有告訴曉君，「至少，不要讓他們挨餓」這句話，當晚一直在我心頭縈繞。其實我又何嘗不是這麼想呢？

（註 : 為了保護當事人，我沒有列明市鎮所在，以及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讀者們可以諒解。）

防護用品是我所負責的星洲基金會，與佛光山、慈惠堂聯合為前線抗疫英雄們送上的；工作服則是祝福文化的心意。（關於工作服的故事，可參考我的上一篇文章《在戰線後方默默奉獻的縫紉工》。再次感謝好友美芳的穿針引線、義工和縫紉工們不辭辛勞地趕工。）

除了佛光山的法師和慈惠堂的義工，也有兩位縫紉義工親自到醫院向醫生獻上她們縫紉的工作服。

匆匆送上防護品與工作服，匆匆拍照以便存檔，然後也就匆匆離去了。沒有噓寒，沒有問暖；這時節，不打擾其實也是一種幫忙。

回來後只想著，終於又完成了一項工作，可接下來依然還有滿滿的「待完成」在排隊列侯，也就無暇再想關於工作服了。不意這時收到美芳的訊息，是國大醫護人員的照片。她說，他們很喜歡工作服，覺得顏色很漂亮。美芳回說，我們只是略盡綿力；醫護人員回訊：“It’s a big deal to us.”

我禁不住想，很多時候我們常常沒有察覺，自己眼中的小事往往對當事人有著非凡的意義。突然就明白了老祖宗的道理：莫因善小而不為。

照片裡的醫護人員都戴著口罩，但不知是否錯覺，我彷彿看見了口罩底下的笑容。口罩底下，那麼陽光，那麼和煦，如一朵開得正盛的向日葵。

同事與他聯繫，得知他35歲，是一名中印混血。「早幾年前我有存錢，有一晚父親在廁所跌倒，我把他送進醫院，幾個月下來醫療費花了三萬多。」他說，「但我不後悔，因為他是我父親。我後來辭去工作，照顧父親直到他去世。這幾年我工作都是斷斷續續的。我沒有兄弟姐妹。」

然而，這封信卻不是為他自己而寫的。他與另外8名緬甸籍客工合租吉隆坡市區一棟大廈裡的一個單位，他們當中有些是佛教徒，有些是基督徒，但大家相處都很融洽。客工們都在餐廳工作，其中一對夫妻，有個兩歲的小孩。因為行管令，大家都手停口停，一時間難以應付。

兩歲大的孩子叫金金，家裡沒了奶粉，於是母親只能把飯煮軟煮綿給他吃。「房東有答應房租減半，但我們家裡沒了食物，只有白米和雞蛋，煤氣也快用完了。」大人可以挨餓，可小孩不行。於是郭先生上網找慈善機構幫忙，信件輾轉來到了我手上。

我早前有提到，好些善心朋友知道祝福文化有回應一些因疫情影響而受困的個案，紛紛匯了些款項進來。我認為，祝福使者們應該與我一樣，不會希望看見他們受苦挨餓，尤其是小孩。

我打電話給偉章，想請他幫忙買些食糧送去給他們，後才想起他沒有外出許可證。行管令下不得共車，於是我唯有自己一人開車到超市，買了即食麵、沙丁魚、白糖、蘇打餅、白米、麵包和幼童奶粉，塞滿了一架手推車，請超市的職工幫我抬上我的車，他不願。只好自己扛，尤其是那一箱48罐沙丁魚，我用盡了蠻荒之力才扛上車，搞得自己相當狼狽。 超市的蔬菜賣完了，跑去佛光文教中心跟法師要蔬菜，法師送了兩箱蔬菜、一箱香蕉。

我把米糧送到大廈樓下，請郭先生及客工們下來取。我無法把米糧送上去，一則感覺左手舊患處隱隱作痛，恐怕肌腱又拉傷了；二則那大廈的租戶大都是客工，大門架上了鐵柵，有守衛把守，出入受到限制。

第一個下樓來的是郭先生，他牽著孩子的手，看得出孩子很依賴他，顯然他們確實相處得很好。不一會兒，大家就把食糧給搬完了。在這非常時期，我們自然不會逗留閒聊；隔著口罩，也看不見彼此的笑容。但我想，他們應該還是會感受到我代表祝福使者們所傳遞的溫度吧——因為人間有情，而變得溫暖的37度C。

（二）發叔家有兩個特殊孩子，31歲的長子生活不能自理，25歲的女兒患有癲癇及過動症狀，長期服藥似有副作用影響脾性；阿發還要奉養年邁多病的父母。他的妻子為了照顧家人，無法出外工作；阿發兩個月前失業，頓失收入。

（三）才叔2018年心臟病發，動過手術後次年又復發，花了逾7千令吉的醫藥費。當時，他們並不知道可通過福利局申請醫藥費減免。他的妻子患有甲狀腺亢進與憂鬱症。阿才育有一子一女，但兒子收入不多，且即將為人父；女兒目前是一名大學生。

（四）73歲的九伯與16歲的養子相依為命。養子患自閉症，曾在特殊學校求學。目前靠援助金與胞弟的接濟過活。除了生活清貧，孩子的未來也成了老父的牽掛。

（五）60歲的花姐，靠福利局援助金與撿紙皮維生。2019年，當局突然取消援助金，如今又逢疫情行管，收入等於零。她的兒子因左腳長有骨刺，手術後長短腿終身殘疾，目前只能在壽板店打散工，收入極不穩定。

（六）70歲的林伯，患有青光眼，目前失業；妻子患有腎病，長期洗腎。家裡唯一有工作的是在雲頂打工的女兒，但收入也不高。隨著疫情的衝擊，女兒現也處在待業狀態。

（七）74歲的全伯，與兒子一家同住。兒子是泥水匠，平日只能接些散工，屬赤貧家庭。他的胞弟於12年前中風，他耗盡積蓄替弟弟尋求專科治療，但始終未能康復。如今雖然家境清苦，但他依然不辭辛勞親自照顧弟弟。

（八）74歲的葉嬸，因糖尿病失明十餘年。兩個兒子，長子單身，待業多年；次子患有心臟病，且中風十多年。家裡沒有經濟支柱，連房租都沒錢繳，她們一家三口為了能免租金，答應照料患有精神疾病及糖尿病的屋主，並供給她三餐。

（九）67歲的林姐，患有憂鬱症、哮喘及嚴重關節炎，行動不便。她有一子一女，兒子在柔佛工作杳無音訊，女兒則有精神疾病，多次逃跑，現被安排在馬六甲接受治療。林姐與兄妹同住，兩人都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僅靠援助金過活。

（十）79歲的陳嬏，有一子二女。兒子兩年前因腦部長瘤，手術後行動不便，需人照顧。目前家裡僅靠長女打工，然而收入極其微薄。次女無業，並已離家出走數月，音訊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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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莊培華的報告極其詳細，以採訪格式書寫，且每篇都附有標題，還有身份證影印本、照片、電話號碼、住址門牌……。但為了避免造成當事人生活上的困擾，我們決定把報告用作內部存檔；對外只作簡單介紹，並全部採用化名，同時不刊載事主照片。

這次的濟助行動，主要還是因為行管之初，蕭依釗一念惻隱，擔心新村裡的老弱貧病人士受限難以出門採購，才請社工莊培華幫忙找真正需要的家庭，給他們一點接濟。

從培華的報告看來，每戶受助家庭都把這些資援當作及時雨，但說來慚愧，食糧、口罩等其實都只是些小東西。因為只是極小的事，所以原不打算報導，但基於祝福文化是公益團體，善心朋友們有必要知道我們的動向，所以決定還是稍作介紹。

在此，感謝培華。祝願：好人一生平安。

祝福文化沒有針對疫情設置專門的籌款，在這方面也沒有特別的規劃，只是收到求助信息後不能置之不管，所以就在能力範圍內提供資援。因此，這段期間所收到的善款，一律歸在「社會關懷」（貧窮家庭與個案）的欄目下。行管令的第一和第二階段，祝福文化分別為文冬原住民孩子中心、深山裡的原住民，以及文冬新村的十個貧困戶提供了食糧及口罩。

友人美芳告知，有家紡織廠正為國大醫院免費縫製工作服（scrub）。我知道祝福文化的善心人士也希望可以幫助前線人員，於是便爽快答應由祝福文化資助部份經費。美芳是慈惠堂的義工，是我這陣子為前線醫護人員奔走張羅醫療器材、防護裝備的戰友之一。她的推薦，我自是可以信任。

或許很多人不知道甚麼是scrub（其實我也是因為近來參與了抗疫行列，才學會這許多醫療相關名詞）。簡單來說，就是醫護人員穿在內裡的工作服，之後才加一層隔離衣。隔離衣穿過即丟，工作服則可清洗、消毒，循環再穿。

這種衣服最初用途是在手術房裡開刀時穿的，因為醫護人員進手術房前都得先刷手（scrub），因此手術服也被稱作scrub。這種工作服的特色是剪裁簡單、不易藏污納垢，且清洗方便、穿著舒適。有的醫院會規定員工抵達醫院後才能換上scrub，下班時則換回自己的衣服。為了防疫，國大醫院目前就是如此規定。

美芳告知，從訂購布料、裁剪、縫製，到包裝，都由紡織廠一手包辦。紡織廠老闆夫婦是義務幫忙的，沒有賺取分毫；至於縫紉工，則屬半義務，僅論件收取微薄的津貼。

美芳說，如此一來不但可為前線醫護團隊填補工作服，另一方面也可為經濟拮据的縫紉工們提供一些資援。畢竟在這段行動管制期間，很多縫紉工都手停口停，生活過得苦哈哈。

縫紉工們得以為前線人員貢獻一份力，她們也感到很快樂。即使沒有工資，她們其實也非常樂意參與縫紉工作。我倒是認為，在這艱難的時期，如果可以更全面的照顧到各方面的人，終究還是比較好的。實話說，我很為她們的善心感動。

在前線奮力抗疫、守護生命的醫護人員；不辭辛苦不懼危險的義工們；默默貢獻一己之力的縫紉工們；祝福文化的善心朋友們……這些人所交織而成的畫面，是我在這段非常時期裡所看到的一道最美麗的風景。

這當中有很多很多忘不了的故事。我還記得，有一回好不容易陪著姑姑討了些菜餚，結果因為太興奮了，路上把菜都給掉到大水溝裡了，甚麼都沒得吃。

而最令我難忘的，是有位老師騎著一輛三輪車，載著米糧和日常用品來到我們家。從此我就立志要當一名社工，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趴趴走把籌到的食品發給窮人。我相信，喜歡付出的人，一定會有福報。

這次替蕭總派送糧食，最讓我感到困難的是寫報告，她說要把這些家庭的情況簡單地記錄下來。我從未寫過報告，不知如何下筆。

我常常早上四點起來寫，不停地洗澡和喝咖啡提神。或許是因為感情太豐富了，寫著他們的遭遇時就會覺得很難過，感同身受，欲哭無淚。

我很感謝蕭總的信任與支持，不知該如何表達，銘感與心，還請多指教。

（本文經編輯依據內容稍作整理。）

“過幾天，我們從中國採購的外科口罩和防護衣就到了。到時我才一齊把N95口罩、外科口罩和防護衣送去你們醫院，好嗎? ”

“但現在醫護人員迫切需要N95，你可以先把N95送來嗎 ? ”

短短幾句話，我充份感覺到這位院長擔心醫護人員安全的焦急心理。他是一位愛護手下的好領導。

這段日子，頻頻接到各地公立醫院和診所發出的手機簡訊，希望我們可以提供PPE （個人防護用品)支援。每道簡訊都會揪痛我的心，一再提醒著我醫護人員正面對著巨大的生命威脅；尤其是面對那些我無法實現他們要求的簡訊時，我更是低落難安。

有些國家，包括英美，由於疫情 嚴重 ，防護裝備短缺情況更為嚴峻。

一位給英國首相約翰遜寫信，呼籲他為英國醫務人員提供個人防護用品的醫生，沒想到自己在三周後因感染新冠肺炎而去世。

當英國三名護士由於沒有所需的防護設備，被迫將黃色垃圾袋當成防護服穿在身上的照片在社交網站上瘋傳之際，這三名護士已感染新冠狀病毒病。她們的遭遇並非是個例，英國有大批醫護人員都因為沒有好的防護裝備而感染冠狀病毒病，至今已有29 名醫護人員染病去世。

盯著電腦熒屏上這三名護士的照片，我祈願馬來西亞的醫護人員不至這樣的悲慘境地。

但事與願違，下一分鐘，就接到義工朋友美芳的電話：“國大醫院缺乏隔離衣，問我們有沒有雨衣給他們改裝成隔離衣？”

如行法師立即把佛光山庫存的1000件雨衣送去國大醫院。
各地公立醫院嚴重缺乏防護裝備的消息傳出後，據我所知，佛光人 、慈濟人、馬佛青等佛教組織以及基督教、天主教和道教的志願組織都從四面八方向各地醫院輸送防護用品。

特別讓我感動的是一群住在吉隆坡市週邊地區的佛弟子，當她們看到醫護人員試圖讓自己被垃圾袋包裹得更嚴實一點，以降低感染病毒的風險時，她們感到心疼，於是自動自發組織起來在家裡縫製隔離衣，有的醫院提供原料，有的醫院沒提供資源，她們就自己買原料。

我的一位義工好友惠蘭到她們家去載縫製好的隔離衣時，才發現原來她們當中好些是打散工的，行動管制期間手停口停，自己經濟拮据，卻樂意獻力。她心裡不忍，來電問我：可否想辦法聯繫一些停工的紡織廠和義工們一起聯手縫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

這些佛弟子都知道，在醫院裡接受醫療的患者大部份都跟她們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但她們毫無分別心， “但願眾生得離苦， 不為自己求安樂”。

我們不能只止於感動，而必須行動。於是我們四處去尋求防護用品，在覺誠法師的運籌帷幄下，第一批和第二批防護裝備從中國採購回來了；第三批，卻因中國海關為避免不合格的防護裝備輸出海外而實施的出口法定檢驗，仍卡在機場……

在努力尋找符合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個人防護裝備（PPE）過程中，我學習到許多知識，例如：無菌連身型防護衣（coveralls）和隔離衣（isolation gown）之間的差別。與我接觸的醫生們反映，在ICU治療冠狀病毒病人的醫護人員必需穿戴連身型防護衣和N95口罩，但由於天氣炎熱，其他普通醫護人員都傾向於選擇隔離衣和醫用／外科口罩。

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許多熱心人士捐獻給醫院的其實是普通口罩，而不是醫用／外科口罩。因為他們不知道，醫護人員戴了普通口罩，並不能免除感染病毒的風險。

當吉隆坡中央醫院院長賀立克第二度打電話來求援時，我不能不忍痛付出比之前高一倍的價格向一位本地供應商買下他手上的所有的N 95口罩，共2800個。我們不能責怪供應商，並非他們趁機抬價牟利，確實是原料短缺，貨源漲價。

隔天，知平法師傳來馬六甲市公立診所醫護人員穿上雨衣問診的照片，醫生們要求我們提供隔離衣，於此同時巴生中央醫院的醫生也來電，申訴他們已完全沒有隔離衣……。我不能視若無睹，無動於衷，只好又找回之前因嫌人家的價格有點高而拒絕購買的那位供應商……

有朋友問:

1. 衛生部已獲得很多撥款，為什麼不趕快採購防護裝備給醫院？

2. 我們看到不少團體捐贈防護用品給醫院， 為什麼還不夠?

第一個問題，我無法代替衛生部回答；針對第二個問題，賀立克院長提供了答案：醫生每看了一個新冠病人，就得換一個N95口罩；一天至少要換兩套防護衣。吉隆坡中央醫院一天要消耗幾百件防護衣， 以及約2000件隔離衣。雙溪毛糯醫院是重點醫院，自然病人更多，所消耗的口罩和防護衣也隨之翻倍。

2020年4月13日，衛生總監拿督諾希山公開呼籲各方，包括民間組織捐獻個人防護裝備 (PPE) 予前線醫護人員。他透露，衛生部的PPE存量僅夠供應未來19 天使用。

在這關鍵時刻，我們應該不分你我，同赴時艱；至於誰應負責的問題，大可等疫情結束後才去追究。

倘若因為沒足夠的防護裝備，導致很多醫護人員感染病毒，或因有症狀需要隔離，又或染病去世，我國的公共醫療系統就會崩潰，民眾的生命安全也就無法得到保障。

疫情依然嚴峻，抗戰依然在持續。我們的醫護人員正逆行而上，在前線艱苦奮戰著，他們需要全民的支援！

要向村民們宣導防疫意識，恐怕並不容易，其實這也難怪，就連城裡輕易可接受到許多訊息的我們，依然顯得防護意識極其薄弱。平日出門一趟採購生活用品或食物，不難發現許多人仍沒有安全距離的概念，不戴口罩或把口罩掛在下巴者依然不少。因此，讓村民留在村裡還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防疫措施。

中心創辦人許瑞霞院長表示，十分感謝祝福文化雪中送炭，解決了村民們的糧食問題，也解除了中心工作人員的憂慮。

誠摯感謝這些年來長期支持著祝福文化的善心朋友，感謝大家的信任。

我想 ，除了民族習慣，最關鍵的是世衛組織(WHO) 防護指南，以及西方絕大多數國家的醫學界，都沒推薦健康人群戴口罩。據WHO的指南： “身體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

為什麼？他們說:“因為沒有科學證據，說明口罩可保護沒有生病的人。”

發明治療艾滋病“雞尾酒療法”的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指出，一般人不需要戴口罩。口罩對已經被感染並且希望阻止病毒傳播給別人的人很有用，對需要與感染患者保持密切接觸的醫護人員也很有用。但是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在地鐵上或在街道上行走戴口罩並沒有意義。

馬來西亞衛生總監諾希山4月6日才對媒體說，要看世衛組織的最新指南，才對口罩政策作出決定。第二天，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即表示：“一些國家已建議或正在考慮建議普通民眾佩戴醫用或非醫用口罩。 首先，醫用口罩必須優先供戰鬥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使用。…… 我們擔心，普通民眾大量使用醫用口罩可能會加劇最需要的人短缺這類專用口罩問題。 在一些地方，由於醫用口罩短缺，醫護人員處於危險境地。 ……”

譚德塞的話點出了一個很關鍵的現實問題：絕大部分歐美國家目前的防護物資，包括口罩都處於匱乏狀態。如果建議民眾日常戴口罩，可能產生可怕的後果。就會和中國2月底的情況一樣，引發全社會恐慌性的搶購口罩。而他們不會有中國那樣的生產能力能快速“變”出大量口罩，這就一定會進一步擠壓原本就告急的醫療資源儲備。

例如:意大利的醫院由於極度缺口罩，很多醫生無法按照規定頻率更換被污染的口罩。這也導致越來越多的醫護人員被傳染，進一步加速消耗意大利的醫療能力。

在馬來西亞，戴口罩已成為全社會運動。

由於民間團體和公司最近己從中國進口了大量醫用 / 外科口罩，所以目前馬來西亞不缺外科口罩；但卻嚴重缺乏N95口罩。

這些日子，筆者接到多位醫生的求助電話，希望我們基金會能捐贈N95口罩給他們。為了能盡一分棉力保護在第一線抗擊新冠病毒的醫護人員，筆者和佛光山法師及義工們四處聯繫，甚至忍痛付出比平時市場高一倍的價格去採購N95口罩。

昨天到超市買米糧給老人院，看到排隊入場的人群中，有好幾個人是戴N95口罩的。我好想趨前去告訴他們：你們只需戴外科口罩就夠好了，不需要N95口罩，請把N95口罩留給前線的醫護人員！

當然有人會認為，保證醫護人員有足夠的防護設備， 是政府的責任。政府的確失責，但追責問罪其實無法解決迫在眉梢的問題。當務之急是保護我們的醫護人員！

朋友，你有戴N95的自由，但你也有保證醫療體系不被衝垮的公民義務。 把N95口罩讓給醫護人員，好嗎 ?

輝聰的兒子叫黃子涵，臉書上看他照片，已是翩翩美少年，一問才知竟才八歲，俊俏得可以。我想，那是輝聰教育孩子的方式，在他幼小的心靈裡栽下「施比受更有福」的種子，讓它伴隨著子涵的成長逐漸萌芽。

於是，「大泥班長」黃子涵，負責製作堆肥酵素——用蕉苗作原料，以紅糖發酵——種下了這一批玉米。

我聯絡了「窮人的福音」的傳道士劉美嬌，她回我，好啊，好啊。

兩個月後，進入了2020年，農曆年也過了，玉米剛好熟成。週日，日頭當中，臉上笑容總是媲美燦爛陽光的俊文（「窮人的福音」事工）到泥農場，把約百根的玉米載了回去。

輝聰與我說，子涵原要自己採摘，但無奈當時他得上課，所以沒有辦法；我原也想到農場去，見證這美好一刻，但剛好下午有工作，所以也沒成行。

我突然在想，當大多數現代孩子都掉入3C虛擬世界裡時，輝聰的教育方式不曉得算不算另類？或許吧，但我由衷喜歡。

後來美嬌給我傳訊，說孩子們很開心。我看著手機裡她傳來的照片，竟覺得孩子們手上的玉米，似乎並不普通——那其實是小天使的魔術棒，因為注入了愛與祝福，所以只要輕輕一點，就會綻出快樂與笑容呢。

2019年1月19日，我初次遇見她；決定整理關於她的這篇文時，我瞄了電腦上的日期一眼，2020年1月19日。不多不少，不早不晚，恰恰好一年。

而一年，一年的時間，她是如何度過的？

她，卡蒂卡，一名居於婆羅洲的原住民女孩，我是在“希望之山”遇見她的。“希望之山”，一座由印尼基督教公益組織在偏遠邊陲小鎮山區裡建立的學校，背後給予支援與協助的是國際人道援助組織World Outreach International的一群志工。志工們深入山區說服原住民父母讓孩子進入學校寄宿讀書 ，並尋求善心人贊助他們的學費和生活費。

約莫十年前，我曾以媒體記者的身份到“希望之山”採訪；2019年再去，則是以祝福文化志工的身份。那時共有46人參與探訪團，兩天一夜的行程，主要目的是給這些祝福文化基金會長期捐助的孩子們帶些物資：糧食、文具和日常用品，同時也給當地義工發送紅包，並為幾戶貧困家庭提供生活援助金。是次行程的相關報導文章《天未亮，就出發》，已發表於2019年2月19日的《中國報》副刊。

而我，就是在那時遇見卡蒂卡的。印象沒錯的話，她年僅八歲，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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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開支沉重

那是一個異常炎熱的下午，我們在“希望之山”的禮堂裡發放助學金，卡蒂卡就坐在學生群裡。她出來領取助學金時，吸引了我們所有團員的目光。卡蒂卡的腳掌嚴重內翻，以致無論站立或行走，她的腳掌都無法著地，只能以腳背行走，且腳踝異常腫大，雖勉強能行，自是稱不上靈活。

與當地志工了解了情況後，才知卡蒂卡天生雙腳畸形，但卡蒂卡的父母是貧窮的達雅族農民，沒受過教育，根本不知道女兒的腳疾是可以醫治的。卡蒂卡在兩年前來到“希望之山”時，志工們曾帶她到古晉的醫院檢查。醫生說，卡蒂卡還來得及醫治，但那手術費……，志工們不得不打消求醫的念頭，因為對女孩的家人及“希望之山”而言，是絕無可能負擔動輒幾萬元的手術費的。

平常學生的衣食住行、燈油火蠟、防治康養等種種開銷，已讓“希望之山”難以應付，這筆醫療開支不免過於沉重，且費用還未包含手術以外的交通費、求診時期的住宿費、手術後所需的特殊配件如矯正鞋，還有……。

祝福文化義務執行長蕭依釗聽了後，承諾會先了解情況，再看看祝福文化是否有能力協助。

在眾人的注視下，卡蒂卡顯得有點羞怯，眼神裡似乎略有不安。我想，許多團員的心情或許都和我同樣複雜——想要多關心一些，卻又擔心驚擾了她的平靜。由於當時我們得趕在移民廳官員下班前離境回砂拉越，於是大夥匆匆地就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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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緊治療時間，能免終身殘疾

回到吉隆坡後，許多團員都仍惦掛著卡蒂卡，紛紛致電蕭依釗詢問情況，並表示如確實可醫治，他們願意協助。

在團員的支持下，蕭依釗通過祝福文化發起了籌款活動；於此同時，一位紐西蘭籍義工克拉格在“希望之山”見到了卡蒂卡後，也在網上為她籌獲了約9,200馬幣的善款。

有了克拉格的這筆錢，加上祝福文化支付醫療費的承諾，古晉的何萬玉牧師和陳惜君牧師，遂帶著卡蒂卡前往古晉就醫。經專科醫生診斷，卡蒂卡這“馬蹄內翻足”的手術需分多次階段進行。

馬蹄內翻足，一種先天性缺陷，因雙腳像馬足那樣內翻、下垂而得名。

然而但凡手術，必存有風險，志工們思忖著 ，萬一手術失敗，非但沒幫上卡蒂卡的忙，反而會誤了她一生。為求謹慎，他們四處打聽哪裡有高明的醫生，結果得悉馬大醫院的蘇毅教授是醫治馬蹄內翻足的專家。

2019年10月9日 ， 兩位牧師把卡蒂卡和母親露西亞帶到吉隆坡來，並在蕭依釗陪同下，到馬大醫院會見蘇毅教授。

仁慈的蘇教授檢查後，決定不做大開刀手術，而是採用比較新的療法 ——“潘塞緹” 馬蹄足矯正治療法（Ponseti Method ）。

潘塞緹療法主要是靠紗布、石膏和玻璃纖維來矯正。這種療法，需要卡蒂卡逗留在八打靈再也兩個月，每周去醫院接受一次牽拉矯正手術。蘇毅教授說，在打最後一次石膏之前，可能要通過微創手術切斷經皮跟腱，即可確保徹底完成矯正。

蘇毅教授還表示，內翻足越早治越好。卡蒂卡的足部還未完全僵硬，尚可矯正；如再延遲兩年，就難治了，必將終身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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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不哭！咬緊牙根忍痛

我所認識的蕭依釗，是個慈善家，是個善良和有愛心的人，但從來不是溫柔的。

得知她給卡蒂卡送上一隻小熊絨毛娃娃時，我其實有點詫異。“是代表祝福使者們送給她的。”蕭依釗是這麼回我的。我沒再多問。小熊渾身雪白，歪斜著頭微微昂起，很是可愛。事實證明，這隻小熊給卡蒂卡在治療過程中帶來了很大的慰藉。

“在醫生緊抓著她的腳跟向外牽拉，同時以紗布和石膏固定矯正角度時，卡蒂卡好勇敢，她沒哭，咬著牙承受著疼痛，看了讓人好心疼。”蕭依釗說。

在八打靈再也的這兩個月，志工們安排露西亞和卡蒂卡住在一間基督教會所擁有的“長屋”，並由志工趙慧珠負責陪卡蒂卡到醫院接受治療，且教導她的母親如何照顧她 。趙慧珠是一名退休護士，因此能確保卡蒂卡獲得專業看顧。

2019年 10月 14日，卡蒂卡開始了在馬大醫院的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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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逗留不果，折返古晉治療

原訂12月尾由蘇毅教授為卡蒂卡執刀的切断跟腱外科手術，因著移民局堅持不允許卡蒂卡延長逗留而被迫取消。即使有醫生證明，也無濟於事。

經大家商量後，決定讓卡蒂卡在12月11日先去印尼加里曼丹，然後再就近到古晉醫院繼續治療。當陳惜君牧師把卡蒂卡和母親送到邊界關卡時，她的父親已在關卡的另一邊等候著她。據他們回述，思念和擔心了三個月的父親，見到女兒後禁不住喜極而泣。

有仁心仁術的蘇毅教授雖沒能為卡蒂卡動手術，但他卻親自為她聯繫古晉的安華醫生。2019年12月20日，安華醫生為卡蒂卡切斷經皮跟腱。
手術十分成功，3天後，卡蒂卡出院，回到山區養傷。

2020年1月14日，卡蒂卡重回 晉醫院拆除玻璃纖維石膏，顯見雙腳已幾乎恢復正常。

手術雖已完成，但未來半年，卡蒂卡仍然需要定時往來山村與古晉醫院，接受後續診療。同時，她目前仍需穿特殊的矯正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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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襄助，改寫女孩命運

故事已近尾聲，目前我們無法確認卡蒂卡能有多少成數完全如常人，但至少我們確定即使沒有百分之百，她也無需再忍受旁人異樣的眼光。

我有時會想，如果沒有希望之山，如果沒有祝福文化，如果沒有那麼多的善心人士，卡蒂卡的命運或許也就無法改寫了。

僅此為文一篇，記下這世間的美好，以及良善的人心。

今年6月初，吉蘭丹州話望生縣瓜拉格原住民村暴發傳染病，15名巴迪族原住民死亡。

巴迪族原住民集體死亡這事件，不僅引起原住民族群的恐慌，也再次引起社會關注原住民的命運——他們的生態環境因森林被濫砍而遭到破壞，水源受污染，缺乏營養，少兒失學……
祝福文化基金會義務執行長蕭依釗說 ：“雖然因著各種主客觀因素，我們無法親往瓜拉格村，但我們應適時為其它地方的原住民送暖。”

長期援助吉蘭丹州和彭亭州的原住民的“窮人的福音”創辦人蘇廣成牧師，建議祝福文化基金會捐贈糧食給瓜拉立卑縣的原住民。因為自去年底以來，原住民栽種的香蕉等農作物受到害蟲的侵襲，所以今年農作物欠收，原住民面對糧食短缺的困難。

除了到日干村親自分發糧食給 120戶家庭，以及贈送餅乾給一百多位孩子之外，祝福文化基金會總共採購 了約2萬令吉 的米糧，委託“窮人的福音”義工們運送至探討團無法去到的，更為偏遠的原住民村寨。

分發糧食給村民之後，團員分組到原住民家裡與村民一起享用以柴火燒的森林野菜，當然也少不了品嚐當地的山榴槤。

探訪團也探訪了座落在勞勿的原住民孩子培訓中心，孩子們以熱情的歌舞表達了他們對援助者的謝意。

蕭依釗慨嘆，祝福文化基金會能力有限，對原住民同胞的捐助，可謂杯水車薪。期望更多善心人土向原住民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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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名單：
蕭依釗、陳錦添、蔡文蓉、廖玫鳳、黃世興、李蕙杉、邱瑞蓮、陳莉莉、徐莉嘉、黃森清、林素瑞、林美虹、鄭金妹、吳善欣、葉金龍、高潤生、黃森美、陳世雲、吳寶蘭、王泰漢、陳雪芳、王慧儀、黃偉紳、黃偉衡、連佩芬、李惠霖、幸秀麗、全凱麗、陳美羽、賴福瓊、杜海萱、詹勝聰、劉利水、翁金娥、施福財、徐秋琳、葉偉章、蕭竹筠、蕭竹彬、蕭竹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