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與他聯繫，得知他35歲，是一名中印混血。「早幾年前我有存錢，有一晚父親在廁所跌倒，我把他送進醫院，幾個月下來醫療費花了三萬多。」他說，「但我不後悔，因為他是我父親。我後來辭去工作，照顧父親直到他去世。這幾年我工作都是斷斷續續的。我沒有兄弟姐妹。」

然而，這封信卻不是為他自己而寫的。他與另外8名緬甸籍客工合租吉隆坡市區一棟大廈裡的一個單位，他們當中有些是佛教徒，有些是基督徒，但大家相處都很融洽。客工們都在餐廳工作，其中一對夫妻，有個兩歲的小孩。因為行管令，大家都手停口停，一時間難以應付。

兩歲大的孩子叫金金，家裡沒了奶粉，於是母親只能把飯煮軟煮綿給他吃。「房東有答應房租減半，但我們家裡沒了食物，只有白米和雞蛋，煤氣也快用完了。」大人可以挨餓，可小孩不行。於是郭先生上網找慈善機構幫忙，信件輾轉來到了我手上。

我早前有提到，好些善心朋友知道祝福文化有回應一些因疫情影響而受困的個案，紛紛匯了些款項進來。我認為，祝福使者們應該與我一樣，不會希望看見他們受苦挨餓，尤其是小孩。

我打電話給偉章，想請他幫忙買些食糧送去給他們，後才想起他沒有外出許可證。行管令下不得共車，於是我唯有自己一人開車到超市，買了即食麵、沙丁魚、白糖、蘇打餅、白米、麵包和幼童奶粉，塞滿了一架手推車，請超市的職工幫我抬上我的車，他不願。只好自己扛，尤其是那一箱48罐沙丁魚，我用盡了蠻荒之力才扛上車，搞得自己相當狼狽。 超市的蔬菜賣完了，跑去佛光文教中心跟法師要蔬菜，法師送了兩箱蔬菜、一箱香蕉。

我把米糧送到大廈樓下，請郭先生及客工們下來取。我無法把米糧送上去，一則感覺左手舊患處隱隱作痛，恐怕肌腱又拉傷了；二則那大廈的租戶大都是客工，大門架上了鐵柵，有守衛把守，出入受到限制。

第一個下樓來的是郭先生，他牽著孩子的手，看得出孩子很依賴他，顯然他們確實相處得很好。不一會兒，大家就把食糧給搬完了。在這非常時期，我們自然不會逗留閒聊；隔著口罩，也看不見彼此的笑容。但我想，他們應該還是會感受到我代表祝福使者們所傳遞的溫度吧——因為人間有情，而變得溫暖的37度C。

（二）發叔家有兩個特殊孩子，31歲的長子生活不能自理，25歲的女兒患有癲癇及過動症狀，長期服藥似有副作用影響脾性；阿發還要奉養年邁多病的父母。他的妻子為了照顧家人，無法出外工作；阿發兩個月前失業，頓失收入。

（三）才叔2018年心臟病發，動過手術後次年又復發，花了逾7千令吉的醫藥費。當時，他們並不知道可通過福利局申請醫藥費減免。他的妻子患有甲狀腺亢進與憂鬱症。阿才育有一子一女，但兒子收入不多，且即將為人父；女兒目前是一名大學生。

（四）73歲的九伯與16歲的養子相依為命。養子患自閉症，曾在特殊學校求學。目前靠援助金與胞弟的接濟過活。除了生活清貧，孩子的未來也成了老父的牽掛。

（五）60歲的花姐，靠福利局援助金與撿紙皮維生。2019年，當局突然取消援助金，如今又逢疫情行管，收入等於零。她的兒子因左腳長有骨刺，手術後長短腿終身殘疾，目前只能在壽板店打散工，收入極不穩定。

（六）70歲的林伯，患有青光眼，目前失業；妻子患有腎病，長期洗腎。家裡唯一有工作的是在雲頂打工的女兒，但收入也不高。隨著疫情的衝擊，女兒現也處在待業狀態。

（七）74歲的全伯，與兒子一家同住。兒子是泥水匠，平日只能接些散工，屬赤貧家庭。他的胞弟於12年前中風，他耗盡積蓄替弟弟尋求專科治療，但始終未能康復。如今雖然家境清苦，但他依然不辭辛勞親自照顧弟弟。

（八）74歲的葉嬸，因糖尿病失明十餘年。兩個兒子，長子單身，待業多年；次子患有心臟病，且中風十多年。家裡沒有經濟支柱，連房租都沒錢繳，她們一家三口為了能免租金，答應照料患有精神疾病及糖尿病的屋主，並供給她三餐。

（九）67歲的林姐，患有憂鬱症、哮喘及嚴重關節炎，行動不便。她有一子一女，兒子在柔佛工作杳無音訊，女兒則有精神疾病，多次逃跑，現被安排在馬六甲接受治療。林姐與兄妹同住，兩人都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僅靠援助金過活。

（十）79歲的陳嬏，有一子二女。兒子兩年前因腦部長瘤，手術後行動不便，需人照顧。目前家裡僅靠長女打工，然而收入極其微薄。次女無業，並已離家出走數月，音訊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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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莊培華的報告極其詳細，以採訪格式書寫，且每篇都附有標題，還有身份證影印本、照片、電話號碼、住址門牌……。但為了避免造成當事人生活上的困擾，我們決定把報告用作內部存檔；對外只作簡單介紹，並全部採用化名，同時不刊載事主照片。

這次的濟助行動，主要還是因為行管之初，蕭依釗一念惻隱，擔心新村裡的老弱貧病人士受限難以出門採購，才請社工莊培華幫忙找真正需要的家庭，給他們一點接濟。

從培華的報告看來，每戶受助家庭都把這些資援當作及時雨，但說來慚愧，食糧、口罩等其實都只是些小東西。因為只是極小的事，所以原不打算報導，但基於祝福文化是公益團體，善心朋友們有必要知道我們的動向，所以決定還是稍作介紹。

在此，感謝培華。祝願：好人一生平安。

祝福文化沒有針對疫情設置專門的籌款，在這方面也沒有特別的規劃，只是收到求助信息後不能置之不管，所以就在能力範圍內提供資援。因此，這段期間所收到的善款，一律歸在「社會關懷」（貧窮家庭與個案）的欄目下。行管令的第一和第二階段，祝福文化分別為文冬原住民孩子中心、深山裡的原住民，以及文冬新村的十個貧困戶提供了食糧及口罩。

友人美芳告知，有家紡織廠正為國大醫院免費縫製工作服（scrub）。我知道祝福文化的善心人士也希望可以幫助前線人員，於是便爽快答應由祝福文化資助部份經費。美芳是慈惠堂的義工，是我這陣子為前線醫護人員奔走張羅醫療器材、防護裝備的戰友之一。她的推薦，我自是可以信任。

或許很多人不知道甚麼是scrub（其實我也是因為近來參與了抗疫行列，才學會這許多醫療相關名詞）。簡單來說，就是醫護人員穿在內裡的工作服，之後才加一層隔離衣。隔離衣穿過即丟，工作服則可清洗、消毒，循環再穿。

這種衣服最初用途是在手術房裡開刀時穿的，因為醫護人員進手術房前都得先刷手（scrub），因此手術服也被稱作scrub。這種工作服的特色是剪裁簡單、不易藏污納垢，且清洗方便、穿著舒適。有的醫院會規定員工抵達醫院後才能換上scrub，下班時則換回自己的衣服。為了防疫，國大醫院目前就是如此規定。

美芳告知，從訂購布料、裁剪、縫製，到包裝，都由紡織廠一手包辦。紡織廠老闆夫婦是義務幫忙的，沒有賺取分毫；至於縫紉工，則屬半義務，僅論件收取微薄的津貼。

美芳說，如此一來不但可為前線醫護團隊填補工作服，另一方面也可為經濟拮据的縫紉工們提供一些資援。畢竟在這段行動管制期間，很多縫紉工都手停口停，生活過得苦哈哈。

縫紉工們得以為前線人員貢獻一份力，她們也感到很快樂。即使沒有工資，她們其實也非常樂意參與縫紉工作。我倒是認為，在這艱難的時期，如果可以更全面的照顧到各方面的人，終究還是比較好的。實話說，我很為她們的善心感動。

在前線奮力抗疫、守護生命的醫護人員；不辭辛苦不懼危險的義工們；默默貢獻一己之力的縫紉工們；祝福文化的善心朋友們……這些人所交織而成的畫面，是我在這段非常時期裡所看到的一道最美麗的風景。

這當中有很多很多忘不了的故事。我還記得，有一回好不容易陪著姑姑討了些菜餚，結果因為太興奮了，路上把菜都給掉到大水溝裡了，甚麼都沒得吃。

而最令我難忘的，是有位老師騎著一輛三輪車，載著米糧和日常用品來到我們家。從此我就立志要當一名社工，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趴趴走把籌到的食品發給窮人。我相信，喜歡付出的人，一定會有福報。

這次替蕭總派送糧食，最讓我感到困難的是寫報告，她說要把這些家庭的情況簡單地記錄下來。我從未寫過報告，不知如何下筆。

我常常早上四點起來寫，不停地洗澡和喝咖啡提神。或許是因為感情太豐富了，寫著他們的遭遇時就會覺得很難過，感同身受，欲哭無淚。

我很感謝蕭總的信任與支持，不知該如何表達，銘感與心，還請多指教。

（本文經編輯依據內容稍作整理。）

“過幾天，我們從中國採購的外科口罩和防護衣就到了。到時我才一齊把N95口罩、外科口罩和防護衣送去你們醫院，好嗎? ”

“但現在醫護人員迫切需要N95，你可以先把N95送來嗎 ? ”

短短幾句話，我充份感覺到這位院長擔心醫護人員安全的焦急心理。他是一位愛護手下的好領導。

這段日子，頻頻接到各地公立醫院和診所發出的手機簡訊，希望我們可以提供PPE （個人防護用品)支援。每道簡訊都會揪痛我的心，一再提醒著我醫護人員正面對著巨大的生命威脅；尤其是面對那些我無法實現他們要求的簡訊時，我更是低落難安。

有些國家，包括英美，由於疫情 嚴重 ，防護裝備短缺情況更為嚴峻。

一位給英國首相約翰遜寫信，呼籲他為英國醫務人員提供個人防護用品的醫生，沒想到自己在三周後因感染新冠肺炎而去世。

當英國三名護士由於沒有所需的防護設備，被迫將黃色垃圾袋當成防護服穿在身上的照片在社交網站上瘋傳之際，這三名護士已感染新冠狀病毒病。她們的遭遇並非是個例，英國有大批醫護人員都因為沒有好的防護裝備而感染冠狀病毒病，至今已有29 名醫護人員染病去世。

盯著電腦熒屏上這三名護士的照片，我祈願馬來西亞的醫護人員不至這樣的悲慘境地。

但事與願違，下一分鐘，就接到義工朋友美芳的電話：“國大醫院缺乏隔離衣，問我們有沒有雨衣給他們改裝成隔離衣？”

如行法師立即把佛光山庫存的1000件雨衣送去國大醫院。
各地公立醫院嚴重缺乏防護裝備的消息傳出後，據我所知，佛光人 、慈濟人、馬佛青等佛教組織以及基督教、天主教和道教的志願組織都從四面八方向各地醫院輸送防護用品。

特別讓我感動的是一群住在吉隆坡市週邊地區的佛弟子，當她們看到醫護人員試圖讓自己被垃圾袋包裹得更嚴實一點，以降低感染病毒的風險時，她們感到心疼，於是自動自發組織起來在家裡縫製隔離衣，有的醫院提供原料，有的醫院沒提供資源，她們就自己買原料。

我的一位義工好友惠蘭到她們家去載縫製好的隔離衣時，才發現原來她們當中好些是打散工的，行動管制期間手停口停，自己經濟拮据，卻樂意獻力。她心裡不忍，來電問我：可否想辦法聯繫一些停工的紡織廠和義工們一起聯手縫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

這些佛弟子都知道，在醫院裡接受醫療的患者大部份都跟她們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但她們毫無分別心， “但願眾生得離苦， 不為自己求安樂”。

我們不能只止於感動，而必須行動。於是我們四處去尋求防護用品，在覺誠法師的運籌帷幄下，第一批和第二批防護裝備從中國採購回來了；第三批，卻因中國海關為避免不合格的防護裝備輸出海外而實施的出口法定檢驗，仍卡在機場……

在努力尋找符合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個人防護裝備（PPE）過程中，我學習到許多知識，例如：無菌連身型防護衣（coveralls）和隔離衣（isolation gown）之間的差別。與我接觸的醫生們反映，在ICU治療冠狀病毒病人的醫護人員必需穿戴連身型防護衣和N95口罩，但由於天氣炎熱，其他普通醫護人員都傾向於選擇隔離衣和醫用／外科口罩。

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許多熱心人士捐獻給醫院的其實是普通口罩，而不是醫用／外科口罩。因為他們不知道，醫護人員戴了普通口罩，並不能免除感染病毒的風險。

當吉隆坡中央醫院院長賀立克第二度打電話來求援時，我不能不忍痛付出比之前高一倍的價格向一位本地供應商買下他手上的所有的N 95口罩，共2800個。我們不能責怪供應商，並非他們趁機抬價牟利，確實是原料短缺，貨源漲價。

隔天，知平法師傳來馬六甲市公立診所醫護人員穿上雨衣問診的照片，醫生們要求我們提供隔離衣，於此同時巴生中央醫院的醫生也來電，申訴他們已完全沒有隔離衣……。我不能視若無睹，無動於衷，只好又找回之前因嫌人家的價格有點高而拒絕購買的那位供應商……

有朋友問:

1. 衛生部已獲得很多撥款，為什麼不趕快採購防護裝備給醫院？

2. 我們看到不少團體捐贈防護用品給醫院， 為什麼還不夠?

第一個問題，我無法代替衛生部回答；針對第二個問題，賀立克院長提供了答案：醫生每看了一個新冠病人，就得換一個N95口罩；一天至少要換兩套防護衣。吉隆坡中央醫院一天要消耗幾百件防護衣， 以及約2000件隔離衣。雙溪毛糯醫院是重點醫院，自然病人更多，所消耗的口罩和防護衣也隨之翻倍。

2020年4月13日，衛生總監拿督諾希山公開呼籲各方，包括民間組織捐獻個人防護裝備 (PPE) 予前線醫護人員。他透露，衛生部的PPE存量僅夠供應未來19 天使用。

在這關鍵時刻，我們應該不分你我，同赴時艱；至於誰應負責的問題，大可等疫情結束後才去追究。

倘若因為沒足夠的防護裝備，導致很多醫護人員感染病毒，或因有症狀需要隔離，又或染病去世，我國的公共醫療系統就會崩潰，民眾的生命安全也就無法得到保障。

疫情依然嚴峻，抗戰依然在持續。我們的醫護人員正逆行而上，在前線艱苦奮戰著，他們需要全民的支援！

要向村民們宣導防疫意識，恐怕並不容易，其實這也難怪，就連城裡輕易可接受到許多訊息的我們，依然顯得防護意識極其薄弱。平日出門一趟採購生活用品或食物，不難發現許多人仍沒有安全距離的概念，不戴口罩或把口罩掛在下巴者依然不少。因此，讓村民留在村裡還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防疫措施。

中心創辦人許瑞霞院長表示，十分感謝祝福文化雪中送炭，解決了村民們的糧食問題，也解除了中心工作人員的憂慮。

誠摯感謝這些年來長期支持著祝福文化的善心朋友，感謝大家的信任。

我想 ，除了民族習慣，最關鍵的是世衛組織(WHO) 防護指南，以及西方絕大多數國家的醫學界，都沒推薦健康人群戴口罩。據WHO的指南： “身體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

為什麼？他們說:“因為沒有科學證據，說明口罩可保護沒有生病的人。”

發明治療艾滋病“雞尾酒療法”的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指出，一般人不需要戴口罩。口罩對已經被感染並且希望阻止病毒傳播給別人的人很有用，對需要與感染患者保持密切接觸的醫護人員也很有用。但是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在地鐵上或在街道上行走戴口罩並沒有意義。

馬來西亞衛生總監諾希山4月6日才對媒體說，要看世衛組織的最新指南，才對口罩政策作出決定。第二天，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即表示：“一些國家已建議或正在考慮建議普通民眾佩戴醫用或非醫用口罩。 首先，醫用口罩必須優先供戰鬥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使用。…… 我們擔心，普通民眾大量使用醫用口罩可能會加劇最需要的人短缺這類專用口罩問題。 在一些地方，由於醫用口罩短缺，醫護人員處於危險境地。 ……”

譚德塞的話點出了一個很關鍵的現實問題：絕大部分歐美國家目前的防護物資，包括口罩都處於匱乏狀態。如果建議民眾日常戴口罩，可能產生可怕的後果。就會和中國2月底的情況一樣，引發全社會恐慌性的搶購口罩。而他們不會有中國那樣的生產能力能快速“變”出大量口罩，這就一定會進一步擠壓原本就告急的醫療資源儲備。

例如:意大利的醫院由於極度缺口罩，很多醫生無法按照規定頻率更換被污染的口罩。這也導致越來越多的醫護人員被傳染，進一步加速消耗意大利的醫療能力。

在馬來西亞，戴口罩已成為全社會運動。

由於民間團體和公司最近己從中國進口了大量醫用 / 外科口罩，所以目前馬來西亞不缺外科口罩；但卻嚴重缺乏N95口罩。

這些日子，筆者接到多位醫生的求助電話，希望我們基金會能捐贈N95口罩給他們。為了能盡一分棉力保護在第一線抗擊新冠病毒的醫護人員，筆者和佛光山法師及義工們四處聯繫，甚至忍痛付出比平時市場高一倍的價格去採購N95口罩。

昨天到超市買米糧給老人院，看到排隊入場的人群中，有好幾個人是戴N95口罩的。我好想趨前去告訴他們：你們只需戴外科口罩就夠好了，不需要N95口罩，請把N95口罩留給前線的醫護人員！

當然有人會認為，保證醫護人員有足夠的防護設備， 是政府的責任。政府的確失責，但追責問罪其實無法解決迫在眉梢的問題。當務之急是保護我們的醫護人員！

朋友，你有戴N95的自由，但你也有保證醫療體系不被衝垮的公民義務。 把N95口罩讓給醫護人員，好嗎 ?